美艳性感的脱衣舞娘安吉拉与男友埃米尔同居很久。安吉拉非常想要一个孩子与埃米尔长相厮守，可埃米尔非常享受二人世界的自由，不想结婚更不用说生儿育女，争吵在所难免。在屡次遭到埃米尔的拒绝后，安吉拉一气之下找到了埃米尔的好友阿尔弗雷德并与之发生了关系。

这部影片被形容为一部“三个乐章的交响乐”，片中集合了几位有着不同国家、种族背景的角色。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一艘地中海豪华邮轮上，游轮行经六处著名的欧洲神话故事遗址，其中包括埃及、巴勒斯坦、希腊、敖德萨、那不勒斯、巴塞罗那。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说着不同语言的乘客在这里相遇。主要角色包括一位来自莫斯科警察局的探长，一名出身背景不详、由孙女陪同的老战犯，一名上了年纪的法国警察，一位巴勒斯坦大使，一位前联合国女官员，一名间谍，以及法国哲学家阿兰·巴丢和美国“朋克教母”帕蒂·史密斯。

卡门（玛鲁施卡•迪特马斯 Maruschka Detmers 饰）找到在医院住院的伯父戈达尔（让-吕克•戈达尔 Jean-Luc Godard 饰），借口和朋友拍摄电影向他要海边的别墅住。戈达尔状态怪诞，呆在医院里盼望着生病边写作，一边又渴望着能有拍片的机会，同意了卡门的要求。卡门在一场银行抢劫中结识了警察约瑟夫，两人搏斗后竟然互生好感相恋。卡门带约瑟夫来到了海边的别墅里。不久卡门对约瑟夫慢慢冷淡，约瑟夫却越来越离不开卡门，几次纠缠无果后他在卡门的一次抢劫行动中杀死了她。而伯父戈达尔却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了这场案件之中。而在平行世界的另一段，小提琴手克莱尔正安静地演奏弦乐四重奏....

在一座巴黎的宫殿里，两名侦探正调查一次两年的谋杀。埃米尔和弗朗西斯正对吉姆·福克斯·沃纳进行调查，欠他们大量钱的一位拳击手施加压力，但是吉姆也欠黑手党钱，并且他依赖拳击比赛来摆脱困境是不够的

戈达尔这部审视1960年代末的反传统文化思潮的纪录片透过鲁瓦·琼斯和艾吉·克里夫的作品，观察了1960年代美国民运高峰期间的“黑豹党”。其它重要的主题包括媒体的角色，媒体化的影像，一个逐渐转为技术统治者的社会，女性解放运动，法国“五月风暴”，和语言的力量。镜头在三个主要场景间切换，其中包括在录音室的滚石乐队，影片还插入Eve Democracy用涂鸦方式将社团组织和意识形态并置的画面。同事戈达尔还对西方文化中的革命角色进行了检验。尽管他相信西方文化需要推倒重来，但必须通过抗拒精英分子知识化的途径才能完成。“只有一种方式进行文化革命，那就是放弃做一名知识分子。”

费迪南德（让-保罗·贝尔蒙多 Jean Paul Belmondo 饰）经受着一段糟糕的婚姻，又不幸被公司开除。他在一个无趣的聚会上遇见前女友玛丽安娜（安娜·卡里娜 Anna Karina 饰），重燃旧情。厌烦一切的他决定抛妻弃子同她一起逃离。他跟着玛丽安娜去了她的公寓 ，发现一具尸体，接着很快发现她正在被黑帮追杀。在相处期间，玛丽安娜给费迪南德取了个昵称：皮埃罗。他们开车奔向南方，一路上疯狂抢杀。当他们到了法国，两人关系开始紧张。皮埃罗不再读书、思考、写日记，玛丽安娜也厌倦了这种生活，坚持要回城里。他们在一个夜店里遇到黑帮，混乱中两人失散了。皮埃罗疯狂寻找玛丽安娜，两人最终重聚。玛丽安娜利用皮埃罗得到一箱钱，之后逃走去找自己真正的男友——之前她多次提到的哥哥。皮埃罗开枪打死玛丽安娜和她的男友，将自己的脸涂成蓝色，身上绑上炸药。最后一秒，他后悔了，试图摁灭导火索，但是失败了，炸药砰地一声爆炸了。

身无分文的街头混混米歇尔（让-保罗•贝尔蒙多）从马赛偷了一辆小汽车，驶往巴黎的路上，他因超速行驶被警察逮住，为了脱身，他开枪打死一名警察，来到巴黎后，他躲进当记者的女友帕特丽夏（Jean Seberg）处（躲避警方的通缉之外，他还想方设法讨回一笔卖车赚来的钱）。

1985年法国奇幻剧情片，让-吕克·戈达尔作品。戈达尔对圣经故事的重新演绎：玛丽怀胎被搬到了1980年代。玛丽是个学生，爱打篮球，闲时帮父亲照看加油站；男朋友约瑟夫是出租车司机。天使乘坐喷气式飞机驾到，告诉她将怀有耶稣。她的怀孕对他俩都带来很大的困惑。

在一个英语学习班上，法国姑娘奥迪尔（安娜·卡里娜 Anna Karina 饰）认识了两名男子阿瑟和弗朗茨，他们是两个着迷于美式文化的年轻人，向往着惊险的传奇故事。奥迪尔很快就被风流的阿瑟吸引，渐渐地爱上他，他们三人开始常常混在一起，坐在敞篷跑车里兜风。 　　奥迪尔寄宿在一所豪华大宅里，她告诉弗朗茨，这所屋子里存放着巨额现金。阿瑟和弗朗茨便策划着要入屋行窃，后来奥迪尔想要退缩，然而阿瑟他们坚持要行动，并计划好了具体时间。到了那一天，事情却进行得并不顺利，奥迪尔一而再地要求他们取消行动，但是阿瑟表示明天再来，甚至动手打了奥迪尔。第二次的行动，会带来怎么样的灾难性后果？

大师戈达尔延续了其以往拍片，怪异的叙事，注重旁白和道具，抽象的风格。虽然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但戈达尔用特定的道具，特定的场景将其含义充分的表达出来，虽然没有大量的出场人物，但对白精彩，具有深刻的哲理性。有人说戈达尔的电影就是艰难晦涩，自命不凡的同义词，也有人说戈达尔本身就是艺术，看完这部电影，请您也给出您的答案吧。

这是戈达尔讽刺人性的史诗，这是我的观点；因为那个时代里的一切标志性元素都可以在这部电影里找到：欲望，权利，战争，阴影，共产主义，对立，愚弄，还有虚无和荒谬；当我们把这一大包的词汇卷集到一起，触摸到的荆棘多得惊人。我断定这是个披着导演外衣的朋克，原因就是2000年看的两部电影，一部是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周末”，另一部就是这个“卡宾枪手”。

这是一座死寂冰冷的未来都市，一座无爱无情的“死城”。一切都必须遵循一台名为“阿尔法60”超级计算机统治下的“逻辑”，若有违反者，都会被枪决。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表情木讷，生活思维受到严格的控制，丧失了一切人性本该拥有的喜怒哀乐。 　　来自另外世界的密探雷米·柯雄（埃迪·康斯坦丁 Eddie Constantine饰）开始了对阿尔法城的探索，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这座城市的设计者万布翰博士（霍华德·沃侬 Howard Vernon饰）带回自己的世界。在探访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万布翰博士的女儿娜达莎（安娜·卡里娜 Anna Karina饰），两人相爱了。然而娜达莎仍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阿尔伐60”的控制，约翰也被逮捕了，判为死刑。

这部电影揭示了一个所谓的革命意大利女孩如何以及为什么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牺牲品。

影片将快节奏的智力综合表演，优美的哲学沉思以及在连珠炮弹的话语引用和战争场面中的爆发时刻天衣无缝地串联在一起，呈现出一幅色彩班驳的抽象派社会写生画。 　　戈达尔对当代国际政治热点与文化、艺术关系都有着深刻思考。正是由于这种思考，才有了《永远的莫扎特》一片的问世。 　　本片有两个故事线索：一伙年轻人一起去萨拉热窝旅行，在那里，他们计划参与一场戏剧的演出；与此同时，一名衰老的电影制作人渴望导演一部大制作电影，他满怀希望去了好莱坞。 　　通过通俗易懂的故事情节，这部电影毫不掩饰的表达了戈达尔对前南斯拉夫内战的厌恶，并一再的强调了他对西方强权政治的批判立场。而且，戈达尔认为强权政治不仅毁掉人们的生命，更是文化艺术的刽子手，在强权政治的把持下，电影，乃至其他人类文化都陷入了难以抽身的殖民文化泥潭中无法自拔。

影片叙述了在描写基督的影片中的一个可怜的配角，他扮演同基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在现实生活中他受同事们的欺凌，就象他扮演的角色一样。最后他因吃了过多的软奶酪(由于长期没有吃东西)在被钉上十字架时死去。罗马的检察官没收了这部影片，并因“亵渎罪"判处帕索里尼四个月监禁。

与戈达尔的其它作品一样，这部电影并不遵循传统的电影叙事弧：开端、冲突和结果。相反，它为观众呈现了女主角朱丽叶·詹森（玛丽那·维拉迪 Marina Vlady 饰）24小时繁杂但空虚的生活。60时代中期的法国，各种社会哲学思潮都在发生变化，朱丽叶表面上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已婚母亲,身份之后却是一个兼职妓女，独自应对沉重的生活压力。朱丽叶先把哭闹尖叫的孩子送到一个专门为应召女郎照看孩子的男人那里，然后开始她一天的生活。购物、做家务、带孩子，她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时常被客户的约会所打断。

开始很简单， 一个已婚女人遇到一个单身的男人， 他们相爱，吵架，哭泣。 一只狗，在城市和郊外游荡。 时光飞逝。 男人找到女人。狗遇到他们。 然后第三个人物出现。 前夫破坏一切。 电影第二部分开始， 和第一部分一样， 又不尽相同。 人类变成隐喻。 结束于狗叫，和婴儿哭泣声。 ——来自@快雪时晴 翻译的戈达尔《再见语言》手稿

记者保拉为了追求杀害男友里沙尔的真正凶手，来到了亚特兰提克城，这是一个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地方，之后出现了一大堆像唐纳德、里查德、维德马克、多丽斯.沟口……有着怪名字的怪人。保拉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还卷入了政治阴谋和黑帮事件中。 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戈达尔把美国好莱坞黑帮电影的所有元素用在这部非常刻意的政治恐怖片中，明显向该类型的大师萨缪尔?富勒、尼古拉斯?雷、霍华德?霍克斯等做了模仿式的致敬，片中还涉及许多真实的政治背景和暗杀事件。整部影片虽然显得情节荒唐，较为做作，但导演通过流行音乐（其中一首是《北非碟影》中的“时光流逝”）、广告插画、气氛处理等方法展现深受美国流行文化影响和主导下的法国社会景象。以《美国制造》为标志，戈达尔的政治批判意识进入其后期阶段。他将电影的叙事惯例当作现实政治在电影艺术门类中的主要表现而加以痛烈的反对。为此，他对电影的表现手段进行了极富挑战性的探索。

60年代下半期的某一天。巴黎某区。银行家的女儿维络尼卡在一位已同双亲外出度假的女友处借来的住宅里，召开“马列主义共产党”支部会议。房里堆放着一大批小红皮书，墙壁上醒目地挂着一些手写的毛泽东语录。在从北京传来的无线电广播声中，维洛尼卡宣布支部正式成立，并以“阿登-阿拉维亚”的命名，以纪念被法国共产党开除出党的这一同名小说的作者波尔·尼赞。支部成员包括青年演员吉罗姆、女佣人伊沃娜、画家基里洛夫和大学生亨利。维洛尼卡给支部规定的任务是“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正值此时，原先缺席的亨利走了进来。他血流满面，是在巴黎大学同法共党员们进行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辩论时被打伤的。这使维洛尼卡更有理由宣布她的“路线”的正确性，即不仅不与法国共产党为伍，而且视其为主要敌人…… 导演戈达尔醉心于宣扬毛泽东主义，他的这部机敏的讽刺作品激怒了循规蹈矩的批评家。戈达尔当时的妻子Anne Wiazemsky在片中饰演一个哲学系学生，她对校园里的四个毛主义小组成员很同情。他们的目标老是为外界因素所干扰，如招贴海报，红宝书，教条化的颂歌等，似乎总也弄不清自己政治信念的真正含义。他们也不能对实践活动给予任何一点思想上的支持。 戈达尔显然处处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尽管在描述他们的狂热时尽量向革命者的传统风格靠拢。

影片讲述巴黎有一群不羁青年如何投身革命，让.皮埃尔.利奥出演一位理想主义愤青，邂逅了一位受爱戴的流行女星，通过他们的爱情故事，展现了60年代巴黎浪漫的“青春实验”。 影片有一个简单的故事，描述记者保罗访问刚出道的摇滚女歌手马德莱娜，趁机对她展开追求。过程之中出现了十多段断断续续互相交错的纪录片段，讨论到政治、性、喜剧、乡愁等诸多话题，等于对戈达尔所谓的“马克思与可口可乐下成长的孩子”作一总体剖析。

本片和特吕弗的《四百击》同被誉为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开山之作。 　　身无分文的街头混混米歇尔（让-保罗•贝尔蒙多）从马赛偷了一辆小汽车，驶往巴黎的路上，他因超速行驶被警察逮住，为了脱身，他开枪打死一名警察，来到巴黎后，他躲进当记者的女友帕特丽夏（Jean Seberg）处（躲避警方的通缉之外，他还想方设法讨回一笔卖车赚来的钱）。帕特丽夏去报社时，遇到警长，对方要她一有米歇尔的消息就打电话相告。对米歇尔，帕特丽夏心态复杂，一面深深为他对一切都无所谓的劲儿着迷，一面却嫌弃他太吊儿郎当。

其实，作为左派的戈达尔，早在1968年从传统电影体制撤出来后，就以同情心关注着巴勒斯坦问题。他的吉加.维尔托夫小组在1970年于约旦实地拍摄关于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直至胜利》，后来因为客观历史事件而被迫放弃。而这部未能露面的电影也成为吉加.维尔托夫小组电影试验的高峰。接下来的1974年，他与玛丽.密耶维尔在他们位于格勒诺勃城的声影制作室（Sonimage）完成了《此处和彼处》。 援引戈林.麦凯波在《戈达尔：影像、声音与政治》一书中所述：这部影片包含了《直至胜利》一片的部分片段，以及有关当代法国社会的影像。戈达尔将两者排列组合在一起，是想捕捉巴勒斯坦革命（彼处）和法国消费社会（此处）两者之间的差距。连接此处“和”彼处的这个连接助词“和”才是本片探索的焦点所在：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存在（法国）与那里的斗争（巴勒斯坦）两者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一个电影工作者又如何创造出能够衔接二者的声音和影像呢？

1958年，法国必须面对阿尔及利亚战争， 旅居瑞士的布鲁诺·福雷斯特顿，一个逃兵在瑞士为一个极右小团伙工作，他的朋友怀疑他参加了双重游戏。布鲁诺对政治理想充满热情信念，被雇佣他的法国政府下令前去暗杀阿拉伯的地下左派领袖。就在他实施计划期间，一个偶遇的女子让他踌躇不决，但 最后他还是照旧执行了任务。

本故事短片好似一个喜剧小品，与作家已分手的女友突然回来，令男人心情复杂。初始以为女友是想重拾旧好，于是百般讽刺；待发现女友的情人就在楼下车中等她时，又百般哀求。影片的对白全部出自男作家对女友的絮叨，包括对电影的讽刺、对电影圈丑闻的曝光，妙趣盎然又有利于刻画人物性格。

传奇的法国新浪潮导演让-吕克·戈达尔逆转标准的三角恋爱和挑战的消费文化的影响在一个他最挑衅的现代生活的解剖。夏洛特(玛莎(玛莎Méril)饰)漫无目的地游走在清晨与艺术大师罗伯特(伯纳德Noël)的风流事和平凡的夜晚与她的家长式丈夫皮埃尔(菲利普勒罗伊Philippe Leroy饰)之间。不确定自己是否爱这两个男人中的任何一个，夏洛特发现自己怀孕了，必须接受自己的情感不忠。

让-吕克·戈达尔将他的火爆政治电影带到英国，探索 60 年代后期英国社会的革命信号。它由各种不连贯的政治行为的蒙太奇构成（符合戈达尔当时对苏联导演 Dziga Vertov 的煽动技术的挪用），它结合了各种各样的镜头，从学生讨论披头士乐队到牛津郡 MG 工厂的生产线，屏幕上的政治口号令其光彩照人。

这部影片可以说是改编自卢梭写于十八世纪的教育名著《爱弥儿》的电视版。卢梭以一部有关一个叫爱弥儿的儿童的完美教育的小说，来抒发他在教育方面的理念。影片本身则包含两个角色(分别由让-皮埃尔·莱奥及朱莉叶·贝尔托扮演)在暗黑的电视摄影棚内进行的一系列对话。虽然表面看来，这部影片与卢梭的《爱弥儿》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事实上，它非常接近《爱弥儿》一书的精神，只不过它是以现代手法（卢梭是以小说，戈达尔是以电视节目)来阐述教育的问题。 对戈达尔以及影片中的两个角色而言，教育的根本问题在于能够对日常生活中时刻都在冲击我们的声音和影像提供某些理解。这样的理解必须建立在掌握声音和影像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因为除非我们有这样的掌握，否则，套用该片中的对白来说，我们将没办法真正了解、没办法真正制作电视或电影。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不断地重复某些声音和影像——由于我们不值这一套语言，所以反被这套语言所控制。不仅电视或电影制作者对这套语言一无所知，观看的观众也同样是一无所知。 正如卢梭的小说提供了我们一种充满想像力的理想教育课程，同样，戈达尔的影片也提出了一套三年的课程，帮助我们去探索、解答影片中任何一个影像或连串影像的组合与声音之间关系的问题。 《快乐的知识》片中所提到的神话般的三年课程，恰好适当地描绘出戈达尔本身在68年之后那三年的活动。引用他影片中的对白来说，从头开始是必要的。更精确地说，一如朱莉叶·贝尔托在片中指出的：折返零点。戈达尔开始进行对电影语言的探究，这或许是电影有史以来最为严谨、最具自觉的一次。

来自东方的风是让-吕克·戈达尔参与的产物，在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他参与了一个名为 Dziga Vertov Group 的集体电影制作实验。 这部电影通常是他在此期间制作的电影，是关于思想的，同时也是关于如何通过电影媒介最好地表达这些思想的。 这部电影讲述了罢工的情况，并在上半场有条不紊地分析了罢工的不同组成部分：工人，鼓励罢工但不能与工人交流的激进学生， 鼓吹温和和妥协的工会代表和其他中间人，要求立即恢复工作的雇主，代表资本主义镇压罢工的警察国家。

在戈达尔和戈林对芝加哥八人案审判的自由诠释中，霍夫曼法官成为希姆莱法官（他在花花公子插页上涂鸦笔记），芝加哥八人成为法国革命社会的缩影，戈达尔和戈林分别扮演列宁和卡尔罗莎，讨论政治以及如何通过电影院向他们展示。

影片涉及的是一对从事传媒业的知识分子的感情生活和发生在1972年五月的一家香肠制造厂的罢工事件，他们和工厂经理一起被工人堵在办公室里两天两夜。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和听到经理、共产党工会代表、"新左翼"领导人、普通工人讲述他们的见解；看到工厂的作业流程；看到蒙当拍摄广告的工作，听到他讲述自己从68年起的经历和失落；看到方达作为美国广播公司驻法国代表的播音工作，也听到她的失败和烦躁；看到青年激进分子的一次超市抢劫和警察的暴力镇压；看到法国社会各阶层的"标准像"；也看到蒙当和方达共同生活中的争吵与困境。甚至他们的爱情生活也构成了时代的转喻：二人相识相爱于68年五月时对一次罢工的参与，又在72年五月的这次罢工中发现个人生活的破裂。总的来说，这是在"六十年代之终结"之后的西方社会中，对知识分子的个人生活和时代社会的整体状况的一次双重书写，是对参与的无能和表达与再现的失败的一次痛苦反省。对戈达尔，这是他对自己此前电影实践的总结，也是为此后新的探索所设立的可能起点。

从早期开始，杰里·刘易斯——在卓别林、基顿和劳雷尔的行列中——用他的视觉噱头、哑剧素描和标志性的闹剧幽默让群众大笑。然而，刘易斯不仅仅是一个小丑。他还是一位开创性的电影制片人，他无法抑制的好奇心使他创作、制作、演出和导演了许多他出演的电影，从而产生了《门童》、《女士们》、《跑腿的男孩》和《疯子教授》等备受喜爱的经典作品。通过成为一名“全面的电影制作人”，刘易斯超越了作为喜剧演员的期望，并成为好莱坞的推动力。他以技术创新、独特的声音和敏锐的视觉打破界限，甚至在海外赢得尊重和赞誉。然而，美国评论家和文化精英倾向于拒绝他粗糙的艺术。虽然他们认为刘易斯只不过是一个小丑，但像法国人这样的其他人却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导演，这引发了困扰美国流行文化 50 多年的问题：为什么欧洲人喜欢杰瑞刘易斯？美国人对他的这种莫名其妙的厌恶是什么？他只是一个傲慢，什么都为yuk小丑？还是他是个创意天才？小丑背后的男人是谁？